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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问题对话③“反向过年”反映中国乡村社会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归档日期:05-11       文本归类:反向恢复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故乡是什么?故乡是村头的那棵树,是家门前的那条小溪;故乡是父亲嘿呦脸上的皱纹,是母亲头上霜白的头发;故乡也是鞭炮声中的那顿年夜饭……中国乡村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迁,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春节返乡的热潮仍旧,乡村的变化又有哪些,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在哪里、希望又在哪里?对此,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中央农办专家委员陈文胜,湖南省社科院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智库团队首席专家、省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与改革发展研究所所长王文强,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陆福兴进行了对话。这是其中之三:《“反向过年”反映中国乡村社会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欲知后文如何,且待连载分解。

  《中国乡村发现》:如何近年来的春节也出现了“反向过年”的新现象?是不是意味乡村日益失去了吸引力?今天的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陈文胜:根据有关调查表明,有51.4%一线城市受访者希望父母“反向过年”。“反向过年”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和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在这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冲击中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历史变迁,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农业中国”、“乡村中国”正在加快被现代的“工业中国”、“城市中国”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农业为主的乡村文明不断向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文明变迁的发展进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并认为,“对传统社会来说,社会整体变迁意义上的进步,莫过于城市社会取代农业社会。”

  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是费孝通所称的“熟人社会”,社会很少流动与迁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逻辑重复着循环的社会节奏,形成了以人伦次序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以“家本位”为核心的“熟人社会”、以“礼治秩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规范,维系一种稳定的熟人社会关系和固定的社会结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商品经济成为了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就是跨越地理范围与生活范围,实现了陌生人之间的经济交易,从而打破了农业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

  农民从世代困守的土地上解放出来,由农业向非农职业不断分化,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式的大家庭已经全面解体,乡村社会家庭结构从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演变,家庭日趋小型化,由一对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结构逐渐成为主要形式。由于告别了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接受了城市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洗礼,社会价值观念从“乡土伦理”向市场伦理演变,习俗观念从“乡土本色”向现代性多元演变,传统家庭伦理被彻底颠覆。对于中国现代化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其中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是最为根本性的变化,是中国现代化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反向过年”就是对当下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变迁的一种必然回应。

  在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58.52%,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到2020年、2030年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达到60%、65%,2050年可能超过70%。说明城镇化难以逆转,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在城市生活工作,向往着比乡村更满意的现代化生活环境。因此,不少人不再春节返乡而是把家人接到城市团聚,这种“反向过年”表明农民作为“人的城镇化”进一步加快,农民的乡村传统家庭观念正在发生变革,标志着中国乡村社会向现代转型已经成为大趋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就失去了吸引力。过去对乡村大多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发端,极大地改变了城乡的空间距离,乡村不再只是单纯的农产品供应基地,还被赋予了生态保护、环境调节、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重功能,使乡村进入了多元价值的新阶段。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生态产品能离开乡村吗?美丽中国能离开乡村吗?乡村的生态价值优势对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乡村发生了多功能的变革,城镇化就要赋予城乡融合这样新的时代内容,就再不能把建设城市等于城镇化。如欧美发达国家,大企业和著名高校都在小镇,日本的IT行业等很多新兴产业都往乡村转移,普遍出现了回归乡村运动。十九大报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求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使乡村成为一个与城市共生共荣、各美其美的美好家园。在中国人中有两个生活空间,一个是城市,一个是乡村,让中国人往返于城乡之间,享受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新进程,是中国城镇化的新方位。

  今天的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返乡体”焦虑背后的根源是城乡关系的问题。在当前的乡村振兴中,怎样才能留住城市市民和外出农民工的乡愁,保住他们的文化之根?这是乡村振兴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无论是乡村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我们都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农民的自主行为,去激发农民的自主能力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乡村如何发展仿佛不是农民的事,知识分子要求农民这样,政府官员要求农民那样,都要按照城里人的要求来发展了,却很少有人问农民自己要怎样。那么,乡村振兴,振兴的如果不是农民的乡村,要振兴的是谁的乡村?

  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就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尊重农民平等权利,尊重乡村价值与自主发展。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做到让农民能够“我的乡村我做主”。因此,处理城乡关系的关键,是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陆福兴:“反向过年”的新现象确实存在,但并不意味着乡村失去了吸引力。“反向过年”一方面是乡村人对城市生活和文化的向往以及城市生活的体验,作为一个乡村人,也有体验城市文化的愿望和好奇心。同时,“反向过年”也是乡村人的一种面子,因为代表着他城里有亲戚或家人。乡村的吸引力不是乡村的繁华和富有,而是我们所说的“乡愁”的吸引,一般认为,乡村过年年味要浓,因为乡村过年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特色年货,因此,乡村的年味吸引力是经久难衰的。

  今天乡村振兴面临亟待解决问题,我想其一,乡村经济要加速发展。我反对用城市的标准去衡量乡村的经济,也不能用城市的生活区衡量乡村生活,乡村的富有是一种独特的富有。比如,农民用红薯喂猪,用蔬菜喂鸡等,这种富有是城里人不能比的。不是农民不如城里人那样节俭,而是他们的生活粗放。但当前还确实有许多乡村经济不发达,农民生活还比较困难,因此,实现全面小康,是乡村振兴的第一大任务。其二,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要补短板。农民解决了温饱后,乡村生活环境不断改善,但是,农村的基础设施与城市的差距还很大,特别是公共服务的短缺,如教育、医疗等,就这些来说现在城乡差距不是缩小反而越来越大了,因为乡村的孩子不去城镇读不了书,很多爷爷奶奶只能离家弃土在城镇租房子陪读,对乡村农民来说大大很高生活成本,而且乡村教育不好影响的是农民的下一代,会造成恶性循环。乡村卫生院基本看不了什么病,他们也不愿冒风险,农民看个感冒要上县城。其三,乡村文化要严格保护。乡村文化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我的县城大开发把几公里长的青石板路给毁了,现在想建设风情古镇又要恢复,但再也不能恢复到以前了,只能仿古。当前,我们一方面重视乡村文化旅游而重视乡村文化,另一方面却在开发中毁坏农村文化,保护乡村文化不仅需要创新机制还要提高保护水平。

  王文强:出现“反向过年”的新现象,从表面上看是人们的过年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从深层次来看,反映的是乡村社会的变迁。如“家”的变迁。过去,乡村才是游子的“家”,家庭与家族不可分割,即使在城里安了家,那也是“小家”,过年还是得回归“大家”。随着人口的流动和乡村社会治理的转型,今天的家族功能已经弱化,“小家”逐步独立出来,游子在外组建家庭,春节返乡以与父母团聚为主,当春节不愿意回乡时,可以选择让父母来城市团聚,而不会受到家族其他人员的指责。再如,乡村生活环境的变迁。游子春节返乡的另一个情节是回到自己曾经生活的环境,与熟悉的亲朋好友交流,而随着乡村面貌的持续改变,游子们熟悉的环境日益变得陌生,一些地方已经城镇化,一些地方则青山绿水不再,城乡生活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一些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因长年在外,与乡亲也日渐疏离,从而导致回乡的愿望不再那么强烈,如果有条件接父母到城市过年,那也是另一种乐趣。所以,“反向过年”的新现象,是一种乡村社会变迁的反映,也不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乡村日益失去了吸引力”来理解,但也可以说对部分人或者部分地方的人日益失去了吸引力。

  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比如乡村建设的同质化问题,一些乡村被建设得越来越不像乡村,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乡村环境污染的问题,尽管很多乡村的可见环境也正在变得日益干净,但不可见的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仍比较严重;乡村的精神生活匱乏的问题,乡村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单调,传统的礼仪、习俗在年轻一代身上逐步失传;乡村的人才流失问题,优质人力资源基本上进了城,乡村的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缺乏人才的支撑等,这些都是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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